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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近现代几次疫病大流行与应对状况述略

吴厚荣

清末、民国时期和年新中国建立以后，四川省曾暴发过多种疫病的多次大流行，其中有几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。对此，一些地方志和专著有所记述，其中包含的历史记忆，昭示着：不同时代、不同社会制度下，对疫病的应对理念、应对举措显然不同，决定着无数人的生死存亡，无数个家庭的安危悲欢，决定着人间是“万户萧疏鬼唱歌”，还是“春风杨柳万千条”。疫病应对，人命关天，举措责重，重于泰山。清末霍乱的大流行与应对霍乱，是清末、民国期间，四川流行地域广、时间长、危害人民生命最凶险的一种急性传染病。关于霍乱在川地的发生，最早见之于《中江县志》的记载：清道光元年（），“冬及次年春，民病‘麻脚瘟’，须臾气绝。有一家一日内死九人者，行道忽死者尤众。”“麻脚瘟”即霍乱，其症状，《彰明县志》云：“夏秋间陡发鸟痧症(又名“麻脚瘟”)，病者双足麻木，倒地立毙，传染日甚。”《眉山县志》云：“病初起，心腹绞痛，手足抽搐，或下泄一二次即瘦削，稍缓不能救。”《双流县志》云：“麻足瘟，又称蛇儿症，双腿转筋。”霍乱在清末四川，有两次大流行。前一次是同治七年（）夏。先是成都流行霍乱，旋即向周围十数州县迅猛扩散，仅德阳县就“死亡两三千人”，铜梁“城乡棺木为之一空”。后一次是光绪十八年（）夏秋。四川洪水之后，霍乱大流行，主要疫区为成都平原周遭20多个府、州、县。疫势猛烈，患者发病后三、四小时即死亡。成都疫情最严重时每日出丧达五、六百具；5～9月期间，全城合计死亡达万余人。内江“死者数千人”。邛崃、蒲江、大邑村少炊烟，路断行人。城乡死者累累，棺木无着，只好用篾席、草帘裹尸埋葬。对此，晚清社会是如何应对的呢？皇权时代，朝廷对于瘟疫，不像对水、旱、震、火等灾害，立有一套赈济救助的规章制度，所以县志多记“官府束手无策”。唯有华阳知县张贴告示，饬令百姓焚烧纸船送瘟神；大邑知县设坛祭天，求神“阻断”瘟疫。这是几千年传下来的祈禳瘟疫古法，劳民伤财而已。民间救治患者，主要是用传统中医的放血去毒法。《眉山县志》载：“用针刺手指颠或大指甲旁，出黑血，十可活一二。”《犍为县志》载：“麻脚瘟，急以麻锋剥手足，出黑色血即愈。”《崇庆县志》则载：“大疫，患者顷刻死。讹言四起，民间箫鼓爆竹庆岁以禳之。”这是借营造喜庆气氛声势以驱邪的一种民俗。可见，晚清社会，无论官民，面对瘟疫，都是“听天由命”。每次霍乱流行，都以“城乡死者累累，秋凉始减”告一段落，翌年夏秋复发，循环往复。（据《遂宁县志》载：霍乱症，“天气过热，传染甚速；秋凉，则菌失其传力”。）民国时期霍乱的大流行与应对民国九年（），成都、重庆、达县霍乱流行：年初夏，重庆发生霍乱时疫，城区一日传染者八九十名。到7月，传染至江北、万县、永川、丹棱、成都、雅安、乐山等45市县。流行地区路断人稀，家家闭户。病势猛烈，有朝发夕死者，成都的苦力身挂“腰牌”，上写姓名、住址，以便路毙后家人认尸。达县死于霍乱者1.58万人。自流井一带死亡六七千人。富顺县城疫情高峰期每日出丧余具，潼南每日死人逾百。民国29年（），川北霍乱暴发流行：年，夏旱，川北汲源干涸，群众只能饮用脏水，疫病因而暴发。7月，剑阁、南部交界处发生霍乱，迅速蔓延到整个川北。剑阁疫情最重，初时即每日死二三百人，至8月，死亡已达7千余人，疫区纵横余里，约占全县面积三分之二。民国34年（），全川霍乱大流行：年，霍乱再度暴发，酿成全省性最大的一次流行。6月1日，内江首先发生霍乱（至6月20日已有余人死亡），迅速延及资中、泸县，又经富顺传至自贡，再由乐山向西康扩展。数日后，重庆发生霍乱，继而传遍整个川东。6月24日，成都受染，四向蔓延至金堂、华阳、郫县，并沿川陕公路北上广元。疫区之广，覆盖巴蜀东西南北93县市（西康未调查）。全省城乡霍乱患者及死亡人数，在国民政府时期自然无人逐日填报统计，官方公布患者仅例、死亡人（住院数）。当时乡村农民和城市贫民，医院治疗，实际死亡人数，难计其数。如重庆市，呻吟街头不能入院者比皆是，临江门丁字口码头多名搬运工人，无钱住院而死者就达余人。市区内，纸幡飘飘，哀声盖道。直到11月疫情才基本停止，前后5个月。其间仅六七两月，死亡人数即在3千人以上。成都从6月24日省立传染病院开始收治霍乱病人起，天天死人，警报频传，人人惶恐。至7月14日，霍乱已蔓延到条街道，家家生病，户户闭门，皇城坝贫民区死亡尤剧。街道上一队队“孝子”挽柩而行。到10月中旬止，医院统计，共门诊病人名，住院病人名，死名，医院的患者和病亡者（也是人数更多的）不计其数。至于各县疫区霍乱肆虐情状，其惨象，仅举一例：眉山县城，7月18日发现病人，迅速传遍全县乡镇，疫毙者尸体无法掩埋，被弃掷河心顺流东下，浮尸盈岸。城内居民关门闭户，俨然一座死城。（《眉山县志》）民国期间对霍乱流行的应对如何呢？民国建立以后，四川省对疫病的防治，开始逐步向现代公共卫生建设方向发展，比前清有所进步：省级成立卫生行政机构（卫生实验处）、防治机构（省传染病院、边区防疫医疗队）,县级设临时防疫委员会；年起建立8种传染病报告制度；推广注射霍乱、伤寒疫苗以获得免疫力；在设立公厕、实行饮用水源消毒、宣传传染病防治知识、讲究饮食卫生等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。在此时势下，当霍乱流行袭来时，一些县乡政府履行职责，尽其所能采取了若干应对措施，收到了遏制疫势的一定效果。例如：年，江津仁沱乡发生霍乱，乡长袁树熙向县府紧急报告：“近来我乡发现霍乱险症，蔓延市镇乡村，本乡医生束手无策，缺医少药，以至无法救治，死亡之多，骇人听闻，几乎门接户连，无日无之。”县政府令卫生院组成防疫队奔赴防治后，病势方减。此次仁沱乡发病余人，死亡余人。(《江津县志》)又如：年8月，江津白沙乡暴发霍乱，迅速传至县城，商继咸一家4口，数日内死亡3人。县政府在医院，置病床20张，并在城区设饮水消毒站、检疫站，注射防疫针药，疫病流行一月（较快得到控制），全县死亡人。(《江津县志》)在民间，中医是乡村应对疾疫的中坚力量。年，梓潼县张家湾霍乱流行，名医郭学智对重病人采用热水温手脚和内服“鸡白散”、“六和汤”，治愈患者。(《绵阳县志》)如果县乡政府都能像江津县那样，又如果能把民间中草药医生组织起来，医院配合，那么，就有可能抑制霍乱的凶焰，缩短流行期，减少发病率，降低死亡率。但是，民国政府的省市主政者和中央、省卫生防疫主管部门在疫情面前的作为，却着实令人寒心愤慨。年7月，川北剑阁暴发霍乱，如洪水汹涌，旬日之间，泛滥十数县。剑阁、江油、阆中等地纷纷用电报公文向上急呼求救，而中央卫生署（在重庆）及四川卫生实验处，竟听而不闻。他们只是从少数人安全考虑，为避病疫传至自身周围，乃于重庆、成都两城市设站检疫。直到7月23日，社会上纷传疫区死人相叠，中央卫生署始命令绵阳公路卫生站主任到剑阁进行所谓“考查”：7月26日，四川卫生实验处也才派出3名医士携带瓶疫苗去剑阁开展注射。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。当时政府掩耳盗铃，掩饰欺世，防不经心，治又贻误，造成川北人死亡，占流行区总人口的百分之五。（《四川文史资料集粹6》）年6月初，重庆霍乱，扩散势头极其凶猛。然而,重庆市卫生局长王祖祥，却在霍乱发现十天之后，还硬说那是“急性肠胃炎，不致传染”。到6月20日（五月十一日）止，《大公晚报》说死者估计已达四五百人，而重庆市长贺耀祖却说只死了人。许多医疗机关拒绝为市民打防疫针，说是疫苗已尽，但据某医药界人士透露：专治霍乱之疫苗，本市存量甚丰。在整个霍乱猖獗流行期间，四川省政府仅于重庆、成都、自贡等城市设站检疫，医院，并限定在部分团体机关人员、学校师生及街道部分居民中打防疫针，名为“免费注射”，但实际仍借此诈取敛财。如成都市仍向人力车公会、旅馆业公会强索“苗浆费”；医院则规定每针收费1千元。云阳县首次分配到霍乱疫苗60瓶，支付经费6万元，皆由受注射者负担。眉山县城东西两镇“虽筹款购置了少量疫苗，注射的只是权势之家。多数百姓烧柏枝驱病邪。”一些所谓“医院”，缺床少被，病人多躺于地上，鲜有照料，注射盐水奇缺，反而促成病人速亡，医院，病死率即在百分之十以上，甚至有病人还未断气即被拖入停尸房洒上石灰者，凄惨情状，目不忍睹!(《四川文史资料集粹6》、《云阳县志》）据《眉山县志》载：眉山县霍乱，“行政无防治措施，医药无充分准备，医院用白痧药、雷击散、时症药、避瘟丹或皮内输液治疗，疗效不大。有的用藿香塞鼻，饮雄黄酒、食大蒜等防治，效果甚微。”《宜宾县志》载：宜宾城区，平民百姓在“官府不管不救”的无助状态下，“家家户户皆以贯仲、菖蒲放在水缸内，街上点‘白果灯’用以避邪。”评说历史，不能脱离具体环境。我们知道，对重大疫病流行的防控力度和效果，受着时代条件（经济实力、医疗资源、人民素质等）的制约，民国时期的四川，前有军阀混战、后有八年抗战，对大疫的应对能力，确是相当薄弱的。但主政者、主管者，对于鲸吞人民生命的霍乱等疾疫，严重失职，事先没有起码的防治计划和部署，疫情来临时，对疫区的呼救麻木不仁，对疫情隐瞒遮盖，不动员组织社会力量救援；采取的一些防治措施，则敷衍应付，装装门面，应尽、能尽之职责不尽，掌握着可用的医疗资源（医院、疫苗）不及时严密安排，用于尽可能拯救人命，以致许多人命未获最低救治而丧亡，这是掌权者人为加剧的全川之殇、历史之痛，令人发指，其不担当不作为的根源，则在于其时的社会制度、政权性质，官僚们视民命如草芥，对人民冷若冰霜。在巴蜀大地肆虐百余年的霍乱症，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，终于得到了有效而持久的控制。年，人民政府就贯彻“以防为主”方针，在位于水陆交通要道的广元、万县、万源、宜宾、重庆、叙永等地建立“卫生防疫委员会”，广泛开展卫生宣传，监测疫情；同时，普遍进行霍乱、伤寒、副伤寒“三联”疫苗预防注射；加强饮食卫生管理，严防霍乱的传入和蔓延。年后，持久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改善环境卫生。年后，把霍乱列为法定甲类传染病，设专人加强疫情监测，交通要道各地市县卫生防疫站常备不懈地对入境（可疑）人员实行检疫。此后，在广大农村坚持实施改水、改厕规划，解决好安全卫生供水和粪便无害化处理。切实贯彻《传染病防治法》《食品卫生法》，依法保障疫病防治和食品卫生管理。年更出台《四川省霍乱防治方案》，强化防治工作。由于政府重视，社会动员，措施得力，综合防治，七十年来，四川省内，再未发生古典霍乱的流行疫情。即使偶有外来个例病人进入或局部急性疫情，都能及时发现，准确判断，果断施策，迅速控制、扑灭疫情。建国后疟疾、钩体病的流行及应对～年代疟疾的流行及应对：患疟疾，俗称“打摆子”。发作时，先恶寒后恶热，头痛欲裂，浑身发抖，异常痛苦，而且治后容易复发，恶性疟疾病死率尤高。疟疾还严重影响农业生产，当恶性疟疾成片流行时，竟至无劳动力下田，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。年代，全省疟疾年均发病率高达42.16/万。鉴于疟疾的严重危害性，四川省制定规划，全面推行“两根治（给现症病人和有疟史者实行根治服药）、一预防（疫区健康人群普服预防药）、结合灭蚊”的综合措施，经过不懈努力，到年，全省平均发病率已在1/万以下，达到基本消灭疟疾的标准。～年，梁平县疟疾大流行，重点疫区在仁贤、礼让、聚奎、新盛等乡。礼让乡同河村有七百人口，发病者达二分之一；发病率波动高达.7～.8/万，呈散发性流行。中央卫生部闻讯，立即派飞机运送8名医务人员来梁平指导灭疟工作，经4个月的大力抢救，控制了流行。年，采取医生划片包干的办法防治疟疾，并对特困户的医药费给予减免。年，长寿县晏家、龙溪、石堰、云集等区流行疟疾，政府调派个医疗组名医务人员，治疗患者人，80%痊愈。年，使用白乐君、阿的平、奎宁丸、朴疟母星进行6日系统治疗。年开展抗复发治疗，年进行第二次抗复发治疗，基本消灭疟疾，涪陵专署授予长寿县防疫站“首创无疟县”奖旗，年国务院授予长寿县无疟县奖状。年疟疾发病率保持在10/10万以下。年,彭水县查出休止期病人人，现症病人人。年实施大规模的防治工作，全县共培训医务人员、农村个体医生及群众抗疟人员人，组成防治队个，对休止期病人和现症病人用药物作系统治疗，由防治队员提(开)水上门，送药到手，看服下肚，观察、处理副反应，还采取两查(查登记卡、查服药人数)、三问(干部、邻居、家属)、一对口(患者)等措施，共治疗现症病人人，休止期病人人，预防服药人。彭水抗疟斗争取得阶段性重大实绩。建国以来，四川省党政领导以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为第一使命，有规划、有部署地在全省开展大规模抗疟斗争。梁平县疟疾暴发，国家卫生部派飞机送专家来县指导防治；长寿县流行疟疾，政府调派的医务人员近名，治疗患者近6万人，而且连续三年坚持抗复发治疗，直到基本消灭疟疾。彭水县年打的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，培训抗疟队伍达人，为照顾村民生产繁忙或难以坚持按处方服药，实行由防治队员逐日提水上门送药及两查、三问、一对口措施，这是何等精准到位的“根治疗法”、何等体贴入微的“人文关怀”啊！年钩体病在温江的暴发与应对：年，温江地区推行大面积种植双季稻。到早稻成熟期，连降大雨，稻田积水。全区动员机关干部、中小学师生、城镇居民和公社社员组织“大兵团”收割早稻，抢栽晚稻。人群在疫水中长时间劳作，感染机会大增，发生了钩端螺旋体病暴发流行。7月12日，温江县清平乡首先发生一起以高热、畏寒、头痛、身痛、眼红、肤黄、肌痛为主要症状的急性传染病。数日后，发病达余人。8月6日，蔓延到全县14个乡、镇，至8月底共发病人，死亡85人，全部死于肺弥漫性出血。9月4日，据成都市和雅安地区所属的十多个县报告，已有近万人发病，余人大咯血致死。疫情发生后，省卫生厅杨朝宗、周绪德二位副厅长，先后带医疗队，兼程奔赴疫区调查疫情，抢救病人。疫区各县、区迅速成立防疫指挥部。因病势猛烈为前所未见，诊断一时众说纷纭：先疑为“流行性感冒”、“黄胆型肝炎”，继又疑为“肺鼠疫”。于是，公安、交通、卫生防疫等单位，在城关要道、公路交通干线、机场、车站和码头，遍设交通检疫消毒站，实行严密的疫区封锁，禁止集会和赶集，对过往车辆、行人凭“疫区通行证”，并用漂白粉液消毒。学校、旅馆、茶社和社队办公室设立临时治疗点(站)，隔离治疗病人。医防人员走村串户，逐户调查，发现病人，立即就地隔离治疗，并对其环境、用具实施消毒处理。在调查中，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陈延祚技师提出：本病与英军在马来西亚丛林中发生的无黄疸型钩体病相似，即无黄疸，肺部症状尤其是咯血相似。但医疗队多数人仍疑为“流感”。8月15日，陈延祚从疫区12份患者血清标本中得到10份血清学钩体阳性结果，17日又从一病人的血液培养得到钩体菌株，这两次结果，当时都不为医疗队大多数人认定，而仍说是“流感”。后经检验组多次检验取得钩体菌株，并由国家医院热带病学家钟惠澜教授来川，始确诊为“钩体病”流行，并正式报告省委、省政府和卫生部。随即撤销疫区封锁和交通检疫。采取早发现、早诊断、早隔离治疗和就地隔离处理的“三早一就”的防治原则，用青霉素、毛地黄等治疗，展开以灭鼠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，9月底控制了疫情，10月下旬流行终止。这次流行后，即将该病列为省内法定报告的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。当年，计有成都、雅安、乐山、达县等40余市、县报病，全年发病率为19.8/10万。同年10月，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试制成功“钩端螺旋体多价菌苗”，经在双流县疫区试用，接种人群87%以上可产生抗体(接种菌苗型须与流行菌型相符)。此后，历年都有病例报告。温江钩体病大疫的应对，充分说明在紧急疑难情形下高层决策、部署的重要性，省委派出由卫生厅领导率领的医疗队第一时间到达疫区第一线，调查疫情，抢救病人，在疫情凶猛而一时难以确诊时，先果断按严重级档次应急响应，实施疫区封锁；并成立疫区指挥机构，统一调度，稳定局面。尔后，国家卫生部速派权威专家到达确诊，随即调整应对方案，得以及时控制疫情。应对的实际行动充分体现了“以人为本、生命至上”的宗旨。对于突如其来、前所未见的疫病，及时确诊是至关紧要的，但须慎之又慎，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，依靠科学严谨准确的判断。医疗队多数人，对陈延祚技师的血清学检验结果，未及时引起应有重视，以致延宕确诊和针对性防治，这是应当引为教训的。资料来源：《四川省志·大事记述》《四川省志·医药卫生志》本文提到的有关市、县的市志·县志《巴蜀灾情实录》《四川文史资料集粹》（6）(作者单位：四川省防灾减灾教育馆）（编者按：感谢吴厚荣先生投稿，本文未在其他刊物发表，文责由作者自负）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